这里，我就“工学团”运动得到支持、维持的主要原因进行论述。首先，积极努力地与地方教育行政保持相互合作的关系，这是一定的成功因素。例如，将山海工学团的事业不断扩大的江苏省宝山县教育局局长冯国华高度评价了陶的事业，为各种“工学团”的创建提供支持[201]。陶也回应其支持，在该县义务教育速成计划、电教化教育方面积极地提供建议[202]。而且，上海市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也从法律上奖励小先生制度[203]，陶的出生地安徽省的教育局局长亲自请求陶推广该县的教育普及工作，他也答应了对方的请求[204]。另外，上海行政机关、教育医疗机关及民间团体等共同合作，热心投入到沪郊农村工作促进会（1935年3月成立）中，身为干事的陶被任命为教育普及委员会负责人，他提议编著《沪郊各县初步普及教育办法》[205]。而且，他主动与上海地方协会会长、《申报》的经营者史量才，身为国民党要人的同乡冯玉祥，田汉等著名的有识之士，以及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持批判态度的人们密切地交往，获得了资金援助，并且拥有了更多的支持者，这些也是该运动受到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该运动由很多共产党员支撑也是可以例举的一个方面。当时，学校都有义务教授“党义”即国民党的教义，所以国民党的教员被派往各个学校[206]。当时，陶不接受这些被派遣来的教员，他不让教育实践受到政治的压力、干涉。因此，“工学团”对于共产党员而言是“比较安全”[207]的环境，以原晓庄学校学生王洞若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左翼大众团体会员[208]作为“工学团”的指导员或者团员参与该运动，且积极地活动。陶深知“工学团”可能会遭受国民党的镇压，但是他还是接受了他们。可以说他的这种姿态表明着他的政治或者说思想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