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批评的错位
重写史乘，可以“解释”，也可以“讽喻”，或者兼具解释和讽喻两种功能。当批评者各持己见，以不同的标准来要求重写史乘的小说时，争议就产生了。围绕郑振铎《桂公塘》的一系列争论就由此而来。
《桂公塘》发表于1934年4月《文学》第2卷第4号《文学创作专号》，描写文天祥被元军扣留之后设法逃出的经历，同时以回溯的形式描绘了文天祥所处的历史氛围。小说的前文本正是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小说刚刚发表，就有人高声叫好。1934年4月出版的《新垒》第3卷第4期，发表了署名马儿的评论文章《郭源新的〈桂公塘〉》。文章称《桂公塘》是“满胸热血千行泪写成的作品”，是“死寂腐臭的中国文艺园地”里“一棵壮丽的花树”。不过，这叫好的声音却只能使郑振铎无可奈何，因为接下来文章就给《桂公塘》戴上了“真正的民族文艺，国家文艺”的高帽子，借赞美《桂公塘》而攻击“普罗文艺的英雄们”写的是“没有灵魂的傀儡文艺”，嘲笑“提倡民族文艺的英雄们”写不出值得一看的作品。这篇文章的作者马儿，就是《新垒》的主编李焰生。李当时追随汪精卫、陈公博的国民党改组派，很显然，文章的真正命意不在表彰这个小说，而是为了将矛头指向“普罗文艺”以及国民党蒋介石一派搞出的“民族主义文艺”。正如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所说，“其意在一面中伤《文学》，侪之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又在讥讽所谓民族主义作家，笑其无好作品。此即所谓‘左打左派，右打右派’”。[6]紧接着李焰生的这篇文章，1934年5月出版的《新垒》第3卷第5期又发表了署名天狼的《评〈桂公塘〉》，继续李的论调。一方面，天狼称《桂公塘》“在国家民族意识上说起来最为可取”，用意却在利用小说的“讽喻”层面大做文章：“在今日，当然不乏文天祥之类的爱国忧时的志士；就譬如忠肝义胆的杜浒，热血真情的余元庆，吴渊等人在今日也正多得很，这班人碍于一切，自然不为国人所谅且进而被摒弃了”。“爱国忧时的志士”云云，当然是拉来套在改组派之流头上的纸糊桂冠。另一方面，天狼干脆称左翼作家为“灭弃国家民族意识者”，称提倡“民族主义文学”的国民党文人为“假冒民族招牌者”，对后两类人大肆攻击，以至于谩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