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著”与“德衰”的辩证法则，魏徵在一篇上疏中指出：“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24]
——关于如何对待安危问题，魏徵指出：“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25]又指出：“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26]
尤为难得的是，魏徵的忧患意识并非只停留在理论上和口头上，而是直面现实，如同贾谊的《治安策》所说一样，直接针对最高统治者不能“克终俭约”而一一列举事实，陈述厉害。他在贞观十三年所上的《十渐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渐不克终”在十个方面的表现。同时，魏徵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27]贞观十三年正是唐太宗政治生涯走向巅峰的时期，魏徵以其政治上的敏感及其对唐皇朝历史前途的关注写了这篇《十渐疏》。唐太宗读后，对魏徵说：“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寻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28]魏徵与唐太宗之间这种敢于“忤情”和对于“忤情”的理解，可以看作是贾谊之谏汉文帝故事的续篇，令后人赞叹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