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芝祥果然说服了张鸣岐不召开军事会审，只把他看不顺眼的王勇公、孙孟戟、杨增蔚和陈之骥逐出广西，限期三日离开桂林。这一段波折横生，会让读史者纳闷：新军之中的革命党人怎能如此大意失算？追根究底，还是不肯放弃“藉助于既成势力”的迷思；至若“既成势力”之难以撼动，更远非“这群小孩子”所能想象。
吕公望所干的最危险的一桩勾当，是试图“运动布置”一个巡抚的官职。
王勇公、杨增蔚等四人被逐之后一个月，吕公望也辞职离开桂林，取道上海，准备回浙江自己原先应该报到的部队当差。话是他自己说的：“革命就不能离开军队！”
吕公望是浙江子弟，当初意气风发地上广西投军，纯粹是为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鲁迅语），但已经违反了浙江留日军校学生回省参军的约定，是要受罚的。好容易通过人事关系，避免缉拿，到八十二标第二营任督队官，又接到营长的口谕：“你每月只来领饷，不必到营办事，也不必随队出操。”这是什么意思呢？吕公望登时明白过来：人家已经怀疑他是革命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