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芝祥果然说服了张鸣岐不召开军事会审,只把他看不顺眼的王勇公、孙孟戟、杨增蔚和陈之骥逐出广西,限期三日离开桂林。这一段波折横生,会让读史者纳闷:新军之中的革命党人怎能如此大意失算?追根究底,还是不肯放弃“藉助于既成势力”的迷思;至若“既成势力”之难以撼动,更远非“这群小孩子”所能想象。
吕公望所干的最危险的一桩勾当,是试图“运动布置”一个巡抚的官职。
王勇公、杨增蔚等四人被逐之后一个月,吕公望也辞职离开桂林,取道上海,准备回浙江自己原先应该报到的部队当差。话是他自己说的:“革命就不能离开军队!”
吕公望是浙江子弟,当初意气风发地上广西投军,纯粹是为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鲁迅语),但已经违反了浙江留日军校学生回省参军的约定,是要受罚的。好容易通过人事关系,避免缉拿,到八十二标第二营任督队官,又接到营长的口谕:“你每月只来领饷,不必到营办事,也不必随队出操。”这是什么意思呢?吕公望登时明白过来:人家已经怀疑他是革命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