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葆有先天的文章自信。1938年国民党在武昌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出自汪精卫手笔，陈布雷等参与讨论。蒋介石认为主旨大体不错，语意略显轻重不当，唯戴先生破口大骂，并加以痛斥，说不是特文意措置失当，就是行文也毫不足取，病在芜杂而散漫。汪氏当年有文豪之誉，此时也颇有离心倾向，故影响到文字组织，是可能的，但也不至太过偏弊。但戴先生根本不能谅解，可见其取径之高。
戴公的政治评论葆有力敌万钧之势。《立宪救国乎立宪亡国乎？》长文中的一段，可见其强烈的逻辑冲力。他说：政府诸公之意，不过欲图一时苟安之计耳。然岂知外患足以侵其手足四肢，内患足以耗其精血五脏也。其预备立宪也，非真知立宪之足以治国安民，亦唯以搪塞国民而已。其搪塞国民也，无非防国民之反抗而已，其防国民之反抗，无非欲保其身居高处，宴安逸乐之位置而已。而今之热心功名者，不揣其心计其势，竟欲以最无聊赖之请愿手段，而欲得立宪政治之实际，呜呼，政府诸公，岂真愿立宪者乎？苟非有所恐惧，有所自危，则此九年立宪之空语，恐亦不能遂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