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即使反因果的自由是非决定论的，问题仍然存在：人类行为有许多可预见性，正如休谟在《人类理解新论》第二卷第三部分第一章和《道德原理探究》第八章第一部分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合理地预见别人的行为，社会生活将不可能。历史学家的推测，其情形亦如此。坎贝尔对上述问题作了回答。较之于普通人不假思索地想用就用，或一个决定论者如霍巴特经过反思后的使用，坎贝尔将“自由”概念的使用限制在极窄的意义上，他认为只有在下述情形中反因果的自由才出现，在此情形中，我们出于责任感——它战胜了最强烈的欲望——而行动（在这里他复兴了康德的思想）。意志力的这种威力不是经常能发挥出来的，因为我们的欲望和责任在大多数时候并无冲突。因此，坎贝尔的理论就包含并解释了人类行为的普遍可预见性。
当然，对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来说，把责任感作为另类同其他欲望区分开来，这是件令人困惑的事。我们想要尽责任已被现成地解释为社会环境熏陶的结果，这其中没有任何与决定论相背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说欲望A比欲望B强烈，因为是A而非B在主宰行动。如果责任感使我们做A，尽管我们最想做的是B，则做B的欲望不可能是最强烈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