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在李静的文章中已经看到，任先生的这个回答不仅关联着他自己的文章与学院派论文的区别，而且隐含着他对自己为什么没能评上教授的某种反思。(14)而我更感兴趣的是，这种做法艺高人胆大，既延续着他的老师李长之先生的写作信条——“写论文要像写创作”(15)，也接通了我的老师梁归智先生所经营的论笔体写作——“具随笔之形，有论文之实”(16)，甚至让我想到了那个倒霉的德国思想家本雅明——1925年，本雅明完成了《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想以此论文在法兰克福大学申请讲师一职，却被从事文学史研究的资深教授舒尔茨委婉拒绝，因为他意识到，这位来自柏林的犹太人才气逼人，很可能会给他带来威胁。于是，他把本雅明的论文转到哲学系，那里的把关人是科内利斯教授与其助手霍克海默。但不知他们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还是想到了“十批不是好文章”，总之，他们商量之后的结论是：“论文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云。”本雅明受此“礼遇”，只好撤回申请，从此再与大学教职无缘。(17)当任洪渊如此藐视那些既定的学术规范又如此不按常理出牌时，他是不是很像本雅明？当然，他比本雅明幸运一些，因为他毕竟走进了学院。
本雅明的雄心是在有生之年完成他的“拱廊街计划”，任洪渊的抱负是要“汉语红移”，“找回女娲的语言”，进而去建造一座汉语文化诗学的大厦。既然其志高远，他又岂敢说嘴呱呱尿床唰唰？他又怎能不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呢？就这样，在任先生笔下，一种特殊的文笔、文风和文体呼啸而出，给沉闷的学界带来了久违的风清骨峻、篇体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