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对杜威教育哲学在中国教育领域中批判性与创造性的运用，揭示了哲学家与教育家之间的区别以及在教育发展中社会政治背景的意义。
杜威1919年至1921年在中国的旅行不仅使他逐渐熟悉了中国的社会与政治，而且使他在各处讲演期间密切了与中国教育家的联系，同时还使他看到了在中国的现实中自己理论的诸多不适应性。进步教育的理论在中国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在这里，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态度的变化与政治行为、非政治的职业特性以及社会改善都不如在美国的强大。[64]
在中国，政治的影响和干预从根本上侵蚀着对学校教育所做的种种改革努力。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便让位于对教育中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倾向的不满以及对加强民族文化与培养民族精神的提倡。1927年，当民族主义者拥有一定势力的时候，他的影响也随之受到削弱，教育目的、课程以及教科书均依孔子的理想进行了修订。后来，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在苏联专家与教育家的影响下杜威遭到了谴责，并且最终遭到了他自己的一些学生的抛弃，尽管不是陶行知本人。[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