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着，听到他说我很聪明。我觉得很不理解：对普通人而言是优点，放到罪犯身上怎么就成重罪了呢？至少这让我感到惊讶。我没有再听检察官说话，直到他说：“他表现出过一丝悔意吗？从来没有，先生们。在预审过程中，这个人对自己的弥天大罪一次都没有后悔过。”说罢，他向我转过身，指着我，继续滔滔不绝地谴责我，而我却丝毫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我对自己的行为并不是很后悔，但这样猛烈地攻击我还是让我吃惊。我很想心平气和甚至带着友爱向他解释，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后悔过什么。我从来只关心将来的事，今天或明天的事。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用这种口吻跟任何人说话。我没有权利去表现友爱，表达善意。我想再努力听一听，因为检察官开始谈论我的灵魂了。
他说他曾考察过我的灵魂，但什么都没有发现。陪审员先生们，他说，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灵魂，毫无人性，人类应有的道德原则在我这儿一点都没有。“也许，”他补充说，“我们不能指责他这一点。他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无法指责他没有。但既然是在法庭上，宽容中的这种消极成分，应该变成正义的东西，变得更难得一点，更崇高一点，尤其是当一个人的灵魂中出现黑洞，正如我们在这个人的身上发现的那样，因为社会可能会坠入其中。”这时，他又讲起了我对母亲的态度，重复他在庭辩中说过的话，比说我的罪行的时间还长得多。到了最后，我已毫无感觉，只感到那天早上真热，至少是在检察官停下来之前。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用坚定的声音低声说：“先生们，同是这个法庭，明天将判决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弑父案。”在他看来，面对这种残忍的谋杀，想象力也望而却步。他希望他将受到人类的正义无情的惩罚，但他还说，比起这种罪行，我的冷漠更让他感到恐惧。他还认为，在思想上杀死母亲的人，无异于对自己的生父下毒手的罪犯，他们都自绝于人类社会。无论如何，是先有前面的行为才有后面的罪行，可以说，前面的行为预示了后面的罪行，并使之合法化。“先生们，”他提高音量，补充说，“我深信，如果我说，坐在这张凳子上的人跟这个法庭明天要判决的谋杀犯同罪，你们不会觉得我的想法过于大胆。所以，此人必须受到惩罚。”说完，检察官擦了一下汗津津的脸，最后说，他的职责让人痛苦，但他会坚决履行。他说，我和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不遵守它最基本的规则，我别想求得人心的宽恕，因为我不知道人心的基本反应。“我要这个人死刑。”他说，“我向你们做这一请求的时候，心里很轻松。因为，如果说，在我业已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我曾要求过死刑判决，但我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觉得这种痛苦的职责能得到补偿、平衡和阐明，因为我意识到，必须遵守崇高而神圣的命令，也因为我看到这个人的脸就感到厌恶，他的脸上除了邪恶还是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