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形与此前的湘军系列的建制恰恰相反，和北伐以后的国民革命军的情形也呈背离之势。
湘军众多指挥官都是从幕僚角色羽变而来，书生将军，秀才元戎，放手一搏，仿佛傲然的骁骑，踽踽独行在杀机四伏的驿路之上。
北伐以后，黄埔系崛起，参谋和指挥官角色的转换，简直是家常便饭。新式军校培育出来的学生将领、书生带兵官，和民初他们的前身大异其趣。
何以民初的情形有如夹缝中一样的怪异呢？这和近代军阀的生成有关。
湘军的成功，历史家都承认的了。萧一山先生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国藩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湘军之建立，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土匪、游民暴民俨然区别开来，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
萧一山先生并比较湘军、淮军的根本不同。着眼在三端：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一为将领之出身，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军多大儒，公忠体国。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气概远逊。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后又从“军民财”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国藩在世时，是使三方互相牵制，防范拥兵自重。但他身后，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难以羁控的局面则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