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勇赶回县里的时候，已经下午五点多钟了。常方思和赵祥生都在办公室陪着韦市长等他。赵祥生不等周明勇落座，说：
“明勇同志回来了。韦市长，我们一块去吃饭。吃了饭，让明勇同志专门汇报苦藤河乡的情况。”韦市长摆手说：“别忙着吃饭，让明勇同志先说说苦藤河乡的情况吧。”常方思说：“明勇，你就先说说吧。韦市长是专门为苦藤河乡的事情下来的，韦市长对苦藤河乡的问题十分重视。”常方思的话没说完，韦市长就又把话接了过去，口气严厉地说：“苦藤河乡是怎么回事嘛！开始是老百姓闹事，把乡政府的围墙推倒了；后来是老百姓联名告乡政府领导的状，还把告状信送到杨书记那里去了；现在还是老百姓告状，把告状信寄到我那里，还在信封上写着十万火急的话，但不是告乡政府的领导，而是告你们县纪委的几个人，告你周明勇，说你周明勇的屁股坐歪了，偏听偏信一部分落后群众的话。你给我说说，这中间到底是些什么问题，你的屁股是不是真的坐歪了？”常方思说：“安仁同志也对我说几次了，说纪委把苦藤河乡的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明勇同志，苦藤河乡的问题我没有过问，知道的也就不多，我是想，我们千万不能把工作上的失误和贪污腐败混为一团。如果将工作上的失误上纲上线地去弄，会让他们心寒的，那样的话，谁还敢在基层工作。比如苦藤河乡买地皮的事，按安仁同志对我说的，当然是工作上的失误嘛，虽说这种失误造成的损失的确是大了些，老百姓的钱来得不容易，但如果为了平息民愤，把决策上的失误追究到某一个人的头上，要某一个人去承担责任，是不恰当的。安仁同志上午还对我说，买地皮的时候他正在苦藤河乡扶贫，当时他也是同意的，目的还是想赚几个钱，却不曾料到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要追查责任的话，他也该负责任的。”常方思又说，“不过，周书记去苦藤河乡办案，赵书记和我都同意了的，赵书记还亲自到苦藤河乡去了一趟。不管怎么说，群众的意见大了，我们过问一下，查一查也是应该的，给群众一个答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