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问题已经浮现出来了：切利比达克认识音乐的方法是如此独特，他认识到音乐中有那么多通常是未被认识的东西，而它们其实是音乐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排练得不够充分，指挥家的理解就不能完整地呈现；而被录进唱片之后，音乐中的某些东西必然会丧失，这一切都是他不能容忍的。所以，指挥家那种做法也只能说是“知行合一”了。
专制？No 妥协？Never
郑延益先生很早就为香港的乐迷介绍了切利比达克（香港人也真有福气，居然能在1992年连听大师三场音乐会），当时他先看过指挥家的影像资料，将切利比达克称为：“民主”的独裁者。什么叫“民主的独裁”？指挥家自己说：“我从来不主张要乐队队员这样或那样，一切都必须出自他的内心。”如此看来，大师应该是比布鲁诺·瓦尔特还要温和的指挥家了。问题是他还有一句，那就是演奏者所呈现的东西必须符合“作曲家的要求”。当然这是切利比达克所理解的作曲家的要求。
当他发现演奏家出自内心的东西不符合这样的要求，他就会反复解释，却不硬性要求对方一定要怎样演奏，一直排练到符合作曲家要求的效果出现为止。就这样，时间几乎被无限制地拉长了。斯特恩将布鲁诺·瓦尔特称为“温和的暴君”，意思大概是他在排练时显得那么温柔，但本质上不达到自己的目的誓不罢休。与之相比，切利比达克“民主的独裁”可能不会那么温柔的，但他实在有无限的耐心。在排练的时候，瓦尔特有种好心叔叔般的形象，克伦佩勒则会从他巨大的身躯中迸发出怒火，托斯卡尼尼的吼声据说是如同火山爆发，另一个极端如克纳佩兹布什则是以极少排练著称。切利既不是好心叔叔，也不是维苏威火山，指挥家还是有点狮身人面的味道，但此时他说的未必是谜语，而是诸多细微的技术性的洞察，以及许多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