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日本侵略者攻占了武汉和广州，我童年和小学时期生活过的鄂西一带，成了抗日前线。书里的和现实的两方面因素，刺激我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给他，就称他“先生”。我谈了自己的思想情况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向他讨教。还寄去了一首仿作的短诗。
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不久，我那首短诗也发表在《成都新民报》副刊《新民丛谈》上。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报馆里。这是在通过几次信、投过几次稿后。在我的记忆里，他那时穿着一种暗红色的翻皮大衣，头发向后散乱地披着，个子并不比我那时高。他谈了些什么我却一点都不记得了。
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也大都在报馆里，只有一次是在他家里。
记得有一次，是他写信来约定时间让我去的。还准备了一些糖果点心之类，仿佛开座谈会。但到的人不多，不过五六个，我都不认识。他先发言，像是开场白。大意是谢谢大家投稿，报馆限于经费，没法付酬，只有请大家吃点糖果点心，表示一点心意。“无稿费，不退稿”这六个字的稿约在副刊头上写得明明白白的，大家对此也没有谈什么。似乎还谈到别的事，而具体内容我也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现在只记得到他家里去的那一次，见到了王德芬同志，还抱着他们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