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先生的两本诗集分别题名为《骑牛集》和《野蓼集》。编著时正值他90岁生日，我不是特别明白两本诗集的题名，但看过《后记》后，方知这位“老地主”的内心世界竟同明镜一般透亮宽阔。
诗集的《后记》这样写道：
参加革命后回到老家时，已年至43岁。我自信能学会种田，不怕寒风烈日，成为一个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我早要“力耕”，像陶渊明那样，吟出可爱的田园诗；也早认为新中国一定会诞生，那时谁也不像陶渊明“瓶无储粟”而乞食。
我特别注意到陈月盘的《后记》最后落款是用的“阿迹子”，这个伴他走过近百年的笔名，使我重新把当了近半个世纪的“恶霸地主”，归位为一名文化人。
20世纪是怎样一个百年？20世纪是人类拥有灿烂文化的百年。文化人创造了这个人类史上最辉煌的世纪，可20世纪又是中国文化人沦为最痛苦的一群孤独者的百年。也许陈月盘是无数文化人中沦为最痛苦、最孤独的典型代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