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在表彰循吏的同时,在《隋书》史论中还对那些庸俗、贪婪、无能的官吏给予了有力的鞭笞。譬如,他嘲笑李穆,说他先事周,后事隋,“见机而动”,既无“贞烈”、亦非“忠臣”,而其子孙“特为隆盛”,这是:“得之非道、可不戒欤!”[184]他抨击刘昉、郑译“虑难求全,偷安怀禄”,事周“靡忠贞之节”,奉隋“愧竭命之诚”,而又祈望“不陷刑辟,保贵全生,难矣”[185]。他鄙薄宇文述、郭衍之辈“以水济水,如脂如韦,便辟足恭,柔颜取悦。君所谓可,亦曰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无所是非,不能轻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责,受彼己之讥。此固君子所不为,亦丘明之深耻也”[186]。他蔑视卫玄,说他“西京居守,政以贿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数!”[187]在魏徵看来,这些人,既不是君主的忠良之臣,又不配充当教化百姓的“父母官”,而是一些贪生怕死、只懂得牟取私利的小人和败类!这同那些“所居而化,所去见思”的循吏们比起来,实在不可同日而语。魏徵在《酷吏传》后论中,甚至发出这样的警告:“后来之士,立身从政,纵不能为子高门以待封,其可令母扫墓而望丧乎?”[188]他在宇文化及等传的后论中又说:“枭獍凶魁,相寻菹戮,蛇豕丑类,继踵诛夷,快忠义于当年,垂炯戒于来叶。呜呼,为人臣者可不殷鉴哉!可不殷鉴哉!”[189]显然,魏徵之所以对这些人要奋笔怒斥,大加挞伐,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醒最高统治集团,绝不可依靠这班人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二是告诫各级官吏,要以这些人为鉴戒,从中汲取教训。对此,唐太宗也是与魏徵有着共同的认识的。唐太宗曾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190]他讨厌那些“阿旨顺情,唯唯苟过”[191]、“承意顺旨,甘言取容”[192]的庸俗小人;要求官员们敢于说话,大胆办事,“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193]不难看出,魏徵在《隋书》史论中的这些评论,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贞观之治”关于用人方面的某些做法和政策。这些评论的现实意义,则是希望唐初统治集团能够选拔一批真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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