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在表彰循吏的同时，在《隋书》史论中还对那些庸俗、贪婪、无能的官吏给予了有力的鞭笞。譬如，他嘲笑李穆，说他先事周，后事隋，“见机而动”，既无“贞烈”、亦非“忠臣”，而其子孙“特为隆盛”，这是：“得之非道、可不戒欤！”[184]他抨击刘昉、郑译“虑难求全，偷安怀禄”，事周“靡忠贞之节”，奉隋“愧竭命之诚”，而又祈望“不陷刑辟，保贵全生，难矣”[185]。他鄙薄宇文述、郭衍之辈“以水济水，如脂如韦，便辟足恭，柔颜取悦。君所谓可，亦曰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无所是非，不能轻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责，受彼己之讥。此固君子所不为，亦丘明之深耻也”[186]。他蔑视卫玄，说他“西京居守，政以贿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数！”[187]在魏徵看来，这些人，既不是君主的忠良之臣，又不配充当教化百姓的“父母官”，而是一些贪生怕死、只懂得牟取私利的小人和败类！这同那些“所居而化，所去见思”的循吏们比起来，实在不可同日而语。魏徵在《酷吏传》后论中，甚至发出这样的警告：“后来之士，立身从政，纵不能为子高门以待封，其可令母扫墓而望丧乎？”[188]他在宇文化及等传的后论中又说：“枭獍凶魁，相寻菹戮，蛇豕丑类，继踵诛夷，快忠义于当年，垂炯戒于来叶。呜呼，为人臣者可不殷鉴哉！可不殷鉴哉！”[189]显然，魏徵之所以对这些人要奋笔怒斥，大加挞伐，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醒最高统治集团，绝不可依靠这班人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二是告诫各级官吏，要以这些人为鉴戒，从中汲取教训。对此，唐太宗也是与魏徵有着共同的认识的。唐太宗曾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190]他讨厌那些“阿旨顺情，唯唯苟过”[191]、“承意顺旨，甘言取容”[192]的庸俗小人；要求官员们敢于说话，大胆办事，“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193]不难看出，魏徵在《隋书》史论中的这些评论，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贞观之治”关于用人方面的某些做法和政策。这些评论的现实意义，则是希望唐初统治集团能够选拔一批真正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