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又一显著特点，是追求崇高。这种追求的集中表现，首先在于对道德理想和价值理性的执著，这已经为不少论者所肯定，并有详细的论证，此处无须赘论。值得指出的是，追求崇高的精神，有两个重要的表现，这就是力主尚贤使能和贵和尚中。选贤举能，是儒家传统，属于“大道之行”。孔子一贯倡导举贤用能。《论语·子路》记载，孔子明确说过“举贤才”。《论语·为政》则记载了孔子的一段名言：“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此处的“直”指贤才，“枉”指奸佞小人。举荐贤人，贬退小人，则人民拥护；反之，则人民反对。孔子不仅力主举荐、任用贤德之人，而且坚决反对嫉贤妒能，这在《论语·卫灵公》中有所反映。据该篇记载，孔子认为鲁国贤人柳下惠没有得到重用，是因为鲁国大夫臧文仲知贤不举，嫉妒贤才。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尚贤思想，认为“辅世长民莫如德”[84]。有德者即是贤人。孟子还说：“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85]这类论述，在《孟子》中还有不少。荀子在孔孟举荐任用贤才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破格任用贤才。他明确提出，如果不能按照礼义办事，即使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也必须归入庶人；反之，即使是庶人的子孙，如果能够按照礼义办事，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86]，便是荀子人才观的宣言。秦汉以后，尚贤使能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人才使用方面的主导思想。北宋二程说：“盖有天下者，以知人为难，以亲贤为急”[87]，便是这种主导思想的表现。显然，尚贤使能的思想属于一种崇高的、正义的思想。与这种思想相应的，是贵和尚中的思想。孔子主张“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一生追求中道，力倡和谐。他认为，“礼之用，和为贵”[88]“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89]。与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相一致，《易传》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精辟思想，并提出了“太和”亦即最高、最好的和谐状态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贵和的思想，往往与尚中相联系。孔子以中为尚，以中为度，固不用说。后来几乎所有的思想家所阐释、所追求的和谐精神和状态，莫不以中为价值尺度。《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应该说，中庸这个表述，是相当典型、深刻的。在传统文化的价值指向中，贵和尚中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合理的、有序的状态。概而言之，传统文化中尚贤使能和贵和尚中的思想，反映出追求崇高的思想旨趣，为传统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的增长，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