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在费尔巴哈那里找到与黑格尔平行的重视市民社会之发展的思想，我们就会发现另一位伟大的唯心主义者描述市民社会之兴起的影响，即康德的“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理念”。在1839年的论文里，费尔巴哈首次引入了自然主义形式的类概念，这个概念贯穿了他后来的整个工作；他也对在使用类概念时不能从黑格尔那里得到更多的资源感到遗憾。他指出，迷惑黑格尔的类的概念更多地被康德大胆系统地阐述，他甚至称赞康德为引入该概念的第一个哲学家。事实上，“普遍历史理念”确实包含了费尔巴哈自己的类概念中许多重要的因素，包括最重要的康德的论点，即人类不是在个体中完善的而是在种族中完善的。[108]虽不明显但却有着重要意义的一个事实是，康德提出了一种推测的历史，在其中，“对抗”“协作”以及人类斗争的动力促进了人类所有能力的发展。自然的利己主义将个体纳入互相联系与协作中，从而导致更高的文化成就以及一个“普遍公民社会”的最终发展。康德将这个解释为一个目的论的过程，自然构造了人类，甚至它的过失也保证了其从自然存在到普遍类存在的转变。[109]费尔巴哈拒绝康德那毫不掩饰的幸运臆测的历史，但是他自己却宣称，“自然试图通过创造另外一个存在来弥补单个存在的不足”，这给了他的类存在的概念一个明显的目的论形式。[110]由此，费尔巴哈断言个体是“无意的”共产主义者，这类似于康德的“非社会的社会性”，类似于他浓缩的、反讽的由自然人的“坏的”品质转变成类的“好的”品质的目的论过程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至善论者的目的将费尔巴哈企图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自然主义转型复杂化了，与查尔斯·达尔文早年发展的非完善物种进化论形成鲜明的对比。